以数字赋能检察监督
照亮未成年人保护“隐秘的角落”
——南部县“强制报告（学校）法律监督平台”的实践探索
“从上学期开始班上有两个同学欺负我，我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对他们也只是轻言细语，并没有解决问题，我该怎么办？”“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某反映被邻居的儿子王某长期性骚扰。”近日，南部县“强制报告（学校）法律监督平台”收到上述两条分别来自学生和老师填报的线索。
2023年5月31日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中，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类型更加集中，强奸和猥亵案件就占据绝大比例。司法实践中，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所有涉少刑事案件中的占比始终居高不下，被侵害未成年人也呈现了低龄化特征，案件的恶劣程度超乎想象，防患于未然，事前预防是保护未成年人远离犯罪伤害的第一要务。大数据时代，南部县应运大数据战略思维，在数字赋能检察工作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2023年11月，在县委政法委牵头下，南部县检察院自主研发的“强制报告（学校）法律监督平台”在全县104所学校上线运行，覆盖在校学生11万人。
根源探寻：未成年人案件“三不”症结
2024年3月，平台收到一份红色预警报告。一六年级女学生王某甲因被亲哥哥王某乙猥亵，班主任得知后通过平台报告。王某甲父母早年离异，判决跟随父亲生活，母亲已在广东省定居。后父亲因犯罪入狱，王某甲便与其亲哥哥王某乙一同跟随爷爷奶奶生活。事发后，学校领导第一时间通知其在家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却表示不愿报警，校方也认为该案较为特殊，加之家长不愿报警，因此校方第一时间并未选择报警。
本案是发生在家庭成员内部的猥亵案件，因监护人传统观念制约，家长选择了“息事宁人”，而案情中王某甲仅仅是一个缩影，折射了未成年人在遭受侵害后面临“不敢说、不愿说、不会说”的现实局面。
“不敢说”背后的恐惧与不安。涉未成年人案件中，一方面，部分未成年被害人对侵害特别是性侵的概念认识模糊，尤其是“熟人”性侵者利用未成年人对其信任实施侵犯行为，在思想上将该行为灌输为“亲近”行为，或是言语上进行威胁，导致未成年人因为害怕或认为蒙羞不敢第一时间告知监护人。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内敛谦虚的国家，很多父母会因为不好意思或者是其他原因，在对孩子启蒙“性教育”这方面，跟孩子含糊其辞地一带而过，导致孩子对这方面的知识一知半解，当“侵犯”发生后，他们会因为发生这种事情而感到羞耻，甚至无法勇敢地跟自己的父母诉说。
“不愿说”背后的观念束缚。部分父母在孩子犯错后会习惯性地批评、指责孩子，正是这习惯性的责怪让孩子越加害怕给父母添麻烦，而遭受性侵害的孩子会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自己的错，为了不被父母责怪，他们宁愿选择沉默，也不愿意向父母倾诉。同时，一部分父母受“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伦理的影响，在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为了受侵害者的名声考虑，监护人往往不愿让更多人知道，更不用说让其他报告主体介入其中，这就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受性侵害的情况很难被及时发现和制止，本案中王某甲奶奶的表现正是典型。
“不会说”背后的认知缺陷。从近年来侵犯未成年人案件中分析，被侵害未成年人有低龄化的趋势，由于孩子们的年龄很小，认知不足，性侵害者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的特征，无法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加之在“不敢说”“不愿说”的影响下，未成年被害人情绪波动过大使得证明力降低，往往出现“不会说”的局面。
路径探索：强制报告（学校）模型构建
为解决学校及老师不知道、不了解、不专业，学生不敢说、不愿说、不会说的难题，南部县深度融合未成年人保护和数字化浪潮，推行校园领域强制报告，通过数据收集—分析研判—筛查推送—警力处置等途径，实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早发现、早制止。
协同填报，攻破“三不”之困。强制报告平台设置多个数据采集端口，一方面是引导式采集，对低龄未成年人，通过设置简单动漫形象人物加拼音及语音进行引导填报，弹窗“你有什么开心或不开心的事吗？是否告诉了老师？可以将你的秘密告诉我吗？他摸了你哪里呢？我会替你保密的哟。”等预设问题，点击选择，通过轻松的语境，让受侵害未成年人对司法机关增强信任感，引导受侵害未成年人“我会说”。另一方面是填报式采集，强制报告平台开放学生、学校、老师、家长等多个采集端。对有一定认知能力的未成年人设置自行填录模块，被侵害未成年人采用文字描述、语音、视频等方式更全面地描述遭受侵害的真实情况。同时在学校设置教师端、校内张贴填报二维码、学校微信公众号嵌入强制报告模块，让大家卸下思想的枷锁，让被侵害未成年人“敢于说”“愿意说”。
精准筛查，智能流转推送。借助数字化力量，检察院为强制报告系统装上了“数字大脑”，在强制报告制度中设置红色预警和黄色预警，分为A、B、C三类要素，报告内容与关键词碰撞后，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在闭环式运作机制下，报告主体一旦报告，线索经过云端流转，第一时间转至学校管理员，学校迅速开展调查，核实是否存在风险或者侵害，核实筛查后再将线索推送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这样的工作流程相当于对报告的线索又进行了一次筛选核实，而各个职能部门在闭环中充分发挥各自专业性，从不同角度对报告的性侵未成年人事实进行干预，在节约司法成本的同时也有效地保护了未成年人权益。同时，报告过后的线索依然保存在系统，以备反向监督学校及教师是否有瞒报、漏报的情形。
处置反馈，全面监督办理。公安机关收到强制报告信息，针对红色预警须3日内处置，黄色预警须5日内处置，处置结果均须在15日内反馈至检察机关，未在相应时限内作出处置的系统会向检察机关发送预警信息，检察机关将提前介入，督促公安机关核查处置，助力加强对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同时，检察机关根据季度数据分析，对履行强制报告不到位的学校、老师进行通报，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在学校领域“生根发芽”。2023年12月，强制报告法律监督平台收到红色预警消息，某学校教师与学生在恋爱期间，实施了部分猥亵行为，根据平台运行规律，将案件线索推送至辖区派出所，经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核查处置，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批准逮捕。
成效可期：制度实施护未成年人成长
强制报告制度，是斩断伸向孩子魔爪的利刃。目前，南部县检察院研发的“强制报告（学校）法律监督平台”已在全市实现推广，平台收到南部县各校填录信息60余条，核定有效预警25条，获取涉嫌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7条，其中涉嫌性侵未成年人线索5条，校园欺凌线索3条，据此立案4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推行，对提高预防治理效能具有积极意义。
未保体系再夯实。强制报告制度体现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一方面，拓宽案件发现的渠道，尽早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及时、全面地收集固定证据，防止危害后果的发生和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及时惩治犯罪，使刑事制裁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更为紧密，强化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和威慑效应，预防和减少类似犯罪的发生。
部门融合促联动。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强制报告制度融合了多部门力量，学校、公安机关接到线索后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实现了快捷受案；检察机关一体化监督，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发挥司法保护引擎作用，助推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和网络保护落实，未成年人“六位一体”的保护格局实质化。强制报告制度的定期通报机制，有利于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从而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制度推动落实，从“不想管”实现“都管”局面，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
治理水平再提升。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一些主体“不想管”变“必须管”的局面，制度明确了负有特殊职业主体的报告义务，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自扫门前雪”的陈旧观念，有利于相关部门、人员甚至社会大众对侵害未成年人行为报告的意识不断加强。强制报告也为发现家庭监护问题提供了更广泛的线索来源，进而为改善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状况，夯实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基础提供了保障。除此以外，强制报告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使得更多的人意识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性，形成了全民参与的社会管理局面。
检察数字化为南部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创新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融入社会治理多元化体系。下一步南部县将持续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发力，开展学生及家长全覆盖宣传，提高填报准确率。优化平台运行逻辑，总结前期运行经验，通过不断丰富平台关键词词库、合理分配管理权限、改进报告流程设置等方式实现线索更快速更准确处置。持续加大数字检察建设力度，以监督促治理，与各职能部门共同推进南部县未成年人权益综合保护水平的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