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刑法学泰斗高铭暄教授逝世的消息刷屏朋友圈。心中一震的同时，满心怅然与惋惜。不久前，才拜读完高教授撰写的《我的刑法学研究历程》一文。这篇文章不仅是一位法学大家对其六十余载学术生涯的系统回溯，更是一部微缩的新中国刑法制度从无到有、从初创到成熟的壮阔史诗。字里行间，那份将个人学术生涯与国家法治进程紧密相连的深沉情怀，令人肃然起敬。
它让我看到了中国法治大厦是如何由一代代法律人一砖一瓦艰辛铸就，也如同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了我自己从懵懂初识到投身其间的法律航程。高教授笔下那波澜壮阔的“江海”，与我一路跋涉而来的“溪涧”，在此刻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促使我提笔，记录下属于我们这代法律人的修行足迹。
溪涧初汇，在敬畏中叩响法治之门
不知从何时起，“小镇做题家”成了许多人自我调侃的标签，也写尽了我年少的局促。我生在乡村，长在小镇，十八岁前的世界局限于田垄与试卷。“知识改变命运”是耳边唯一的叮嘱，于是我埋头书本，听话、勤勉，把全部希望押在一张张试卷上。习惯于在方寸试卷中求解标准答案，却尚未学会在人生的旷野上设问。那时的我，像困在干涸窄渠里的一滴水，看不见远方的江河；更像一株贴墙生长的苗，只知向上挣扎，却望不透远方的模样。
填报志愿时的专业调剂，让我误打误撞汇入“法律”这条陌生溪流。彼时，法学仍顶着“毕业即失业”的标签，连法检招考都不限专业。身边同学纷纷转道，班级人数锐减。我独自站在法律的门槛外，指尖划过晦涩的法律条文，满心犹疑，这条偶然踏入的溪流，真能载着我驶向有光的未来吗？
转机来得出乎意料。2012年冬天，在一辆颠簸的大巴上，我读到那句，“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字字千钧，直抵心房。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之下，暖流暗涌，正在叩开寒冬。一个属于法治的春天，正在破冰而来。
此后几年，法治进程蹄疾步稳，法检两院的大门向法学专业学子敞开。我们这代人，恰好踏在了时代的鼓点。我沉下心，真正走进法律的世界。聂树斌、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呼格吉勒图、张高平、张辉、陈满……这些名字，不再只是遥远的新闻，而化作一枚枚滚烫的司法刻度，重重锤击着我的灵魂。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触摸到法律的千钧之重，它关乎自由，关乎生死，关乎公正最根本的底线。这些名字，是法治文明进程中最沉痛的勘测，更是对后来者最严厉的训诫，正义之堤，必须以绝对的敬畏与极致的严谨，一沙一石地筑牢。
毕业后，我如愿走进法院，投身刑事审判。穿上制服的那一天，我感到的不仅是方向，更是那份早已知晓的重量。我知道，个人的溪涧已汇入职业的江河，而前路的浅滩与暗礁，才是真正的修行。
中流击水，在清醒中锚定职业坐标
理想的浪花，迅速撞上了现实的礁群。曾憧憬法庭上法理交锋的铿锵，却被日复一日的送达、提讯、记录、归档所包围。书记员席与审判台不过数步，在我心中却如天堑。焦虑如潮水般漫上心头，难道寒窗所学的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终将淹没于这琐碎的“流水线”？当我仍困囿于“法官助理”身份中，每日埋首于似乎永无尽头的程序性事务时，总觉得“关键少数”这样的词是独属于审判台上、手握法槌者的专有形容，与我这样一名普通助理的日常相去甚远。然而，一次历时两小时的笔录核对，让我对“记录”二字，第一次产生了关乎分量的疑问。
我清晰记得，那是一次故意伤害案的庭审。被告人情绪激动，当庭翻供。我的笔录必须清晰、完整地记录他急促凌乱的陈述，以及控辩双方随之迸发的激烈交锋。休庭后，在核对笔录时，我发现关于作案动机的一处关键表述，我的记录与公诉意见书存在细微却至关重要的差异。那一刻，我屏息凝神，反复听录音、逐字比对，整整两个小时，才最终确认。
之后，这个让我念念不忘的疑问，在那场以“定位、方法、效果”为主题的“突维”课堂上，找到了它的回响。主讲者的一句话如石子投入心湖，“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是‘关键少数’，都必须履行好站岗、放哨的职责”。“关键少数”这个词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撞击着我，我忽然明白，它所指的不是身份的高低，而是履职是否尽责、守位是否坚定。正如那份曾让我耗时核对的笔录，其看似“机械”的准确性，正是司法公正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心念至此，豁然开朗。我也真正看清自身价值的落点，在于每一份笔录是否客观还原了庭审的每一瞬，在于核查的证据链是否严密闭合了事实的每一环，也在于提讯时每一次清晰的权利告知，为彷徨的被告人照亮程序的前路，更在于归档的卷宗能否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这些曾被我看作琐碎的“流水线”作业，原来正是守护刑事司法生命线寸土不失的坚实堤坝。
从此我明白，法律之路，不是一座仅供一人登顶的孤峰，而是一条需要所有航行者同舟共济、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的奔涌大河。而我，也在这大河之中，找到了自己的航标。
奔涌入海，以温度守护正义使命
如今，我终于懂得，刑事司法不仅是裁断罪与罚的激流，它更应是那怀着悲悯的堤岸，守护着人性中不容冲垮的尊严。
我已记不清案件的具体细节，却始终记得那位老人。那天，她因取保候审手续来到法院，腿脚不便，步履蹒跚。我没有多想，主动走到大门口将她扶进大厅，办完手续后又一路搀扶她走出大门。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可临走时，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腕，轻声说：“小伙子，谢谢你啊，你们心真好。”
那一刻，我怔住了。她或许不懂什么是“司法为民”，但她真切触摸到了“司法”应有的温度。这十分钟的暖流，或许无法增加江河的流量，却足以定义它的性质，公正，亦应有悲悯的底色。
卷宗的方寸之间，便是我的修行场。审查证据时，试图倾听每份供述背后的彷徨；跟随提讯时，观察眼神背后的惶恐或悔意；校对文书时，一个标点的斟酌，一处刑期的核验，我都视之为对他人人生刻度最庄重的标注。我不再纠结是否身披法袍，因为我深知，只要怀揣对法治的信仰、对生命的敬畏，即便在最平凡的岗位，也能让正义的根系扎得更深、更稳。
我常常驻足嘉陵江畔，看江水滔滔，无言奔赴遥远的海。这多像一场生命的隐喻，从在窄巷中寻求唯一答案的“小镇做题家”，到立于江畔守护万千人生答案的“司法人”；从只见法律条文之“溪”的懵懂学子，到渐悟法治文明之“海”的笃行者。
身许法治，我便是这长河不竭的一滴水；心既为民，我甘作那堤坝沉默的土。在司法的奔涌江海中，我愿做一名沉默而坚定的“摆渡人”，将法的理性与人的温度，稳稳渡向每一个亟待公正的彼岸。
回望来路，那个“小镇做题家”的标签，已在江海的奔涌中溶解，重塑为“司法摆渡人”的脊梁。从溪涧到江海，我们终是以平凡之身，赴法治不凡之约，属于我们这代法律人的修行，一直在路上……
南充中级人民法院 郭冬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