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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立法模式
www.nanchongpeace.gov.cn 】 【 2018-10-08 17:13 】 【 来源: 南充政法长安网 】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9条对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类型以及效力进行了规定,但规定得甚为模糊,造成了理论上对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类型、性质、与赠与行为的区分以及效力等问题的争论不休,实践中法院对夫妻财产制契约判决的混乱,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笔者结合现行婚姻法,对我国夫妻财产约定的相关立法模式予以探讨,以期为此类纠纷案件法律适用提供参考。
  
  一、案例引发的有关法律思考
  
  原告唐某系唐某甲与前妻所生,唐某甲离婚后,与被告李某某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唐某乙。2010年10月,唐某甲与李某某签订了一份《分居协议书》,协议表明为了不对唐某乙造成影响,双方决定采取离异不离家的形式解决夫妻感情破裂问题,并对夫妻双方名下的房产进行了处理:湖光中街和花家地房产归唐某甲所有,财富中心和惠谷根园房产归李某某所有。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办理房产变更登记,唐某甲于2011年9月出差突发疾病死亡,未留下遗嘱。
  
  原告唐某诉称,财富中心的房产始终登记在唐某名下,因此应当列入遗产范围予以分割;被告则辩称该协议是夫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进行变更登记是因为贷款没有还清,因此财富中心的房产应当属于李某某个人所有,不属于遗产范围。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遗产范围的确定。唐某甲与李某某虽然在《分居协议书》中约定了该房屋归李某某所有,但双方一直没有进行房产变更登记,故该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因此,根据物权登记主义原则,确认该房屋属于唐某甲与李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列入遗产范围予以继承分割。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该《分居协议书》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双方通过订立契约对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所作的约定。其次,该财产分割协议发生于婚姻家庭领域,婚姻家庭领域的特殊身份属性决定了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时应当首先适用《婚姻法》,《物权法》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时应当保持谦抑性。最后,因《分居协议书》引起的物权变动不需要经过登记即可发生效力,属于非基于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因此即使双方没有履行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在夫妻内部关系而言,该房产亦已经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力。财富中心的房产应当属于李某某个人所有,不能列入遗产范围。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夫妻双方通过协议对房产归属进行的约定是否需要以登记公示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一审法院以登记公示要件主义为原则,认为只要未经登记,房屋产权便未发生变动。二审法院则认为物权法在婚姻家庭领域应当保持谦抑性,夫妻财产关系因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而适用特殊的物权变动规则,因夫妻财产制契约引起的物权变动属于非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无需登记公示便能够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笔者认为,在讨论夫妻之间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之前,应当对可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财产约定的范围进行界定,毕竟夫妻之间亦有可能做出与普通主体无异的财产约定行为,如赠与合同。夫妻财产制契约,又称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就婚前以及婚后财产归属问题所作的约定,具有优先于法定财产制适用的效力,因此能够因该物权变动效力的财产约定应当仅限于夫妻财产制契约。我国《婚姻法》第19条对夫妻财产制契约进行了规定,但规定得甚为模糊,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夫妻财产制契约类型以及效力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莫衷一是。因此,在讨论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物权效力之前,应当对夫妻财产制契约的范围和类型加以明确。其次,作为调整财产关系的一般法律,《物权法》贯彻登记公示要件主义原则,要求主体之间发生的物权变动原则上应当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否则便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藉此以保护交易安全。那么,为何发生在婚姻家庭领域的财产关系便能够突破《物权法》登记公示之原则?为什么夫妻财产制契约引起的物权变动不经登记便能够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呢?这便需要对婚姻家庭领域下的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特殊性以及物权变动公示的功能等问题加以分析,以探索出在夫妻财产制契约下不需要登记交付便能产生物权变动效力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二、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立法类型
  
  约定财产制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以契约的形式约定夫妻双方适用的财产制,进而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类型是指在排斥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前提下,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可以对其财产关系进行选择的具体形式。关于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类型,世界各国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即独创式立法模式与选择列举式立法模式。
  
  (一)独创式立法模式
  
  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独创式立法模式是指法律不对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类型和内容等加以规定,而由当事人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等原则下由其自由意志决定。在独创式的夫妻财产制契约类型下,夫妻双方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夫妻财产关系进行自由的安排,只要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等原则的情形下,法律并未对夫妻双方的自由意志加以过多的干涉。这一模式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的契约自由原则,夫妻双方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约定合适的夫妻财产制。
  
  (二)选择式的立法模式
  
  选择式的立法模式是指法律对可供夫妻双方选择的财产制
  
  契约类型加以规定,夫妻双方只能从法律所列举的财产制契约类型中选择一种,法律没有规定的,当事人不得选择和创设。采取选择式立法模式,法律对夫妻双方可供选择的夫妻财产契约类型加以明确的规定,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对夫妻双方自由安排财产关系的指引作用。同时,夫妻财产约定虽然属于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协议,但是在涉及夫妻一方与第三人的交易关系时,也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在这一情形下,采取对夫妻约定财产关系规定明确、具体的选择式夫妻约定财产制能够更好地保护第三人利益,保护交易安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
  
  三、我国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立法及理论争鸣
  
  《婚姻法》第19条第1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关于我国《婚姻法》所选择的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立法模式,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对《婚姻法》第19条第1款理解的不同,决定了在实践中法院对夫妻财产约定性质认定的不同,进而适用不同的法律,导致同案不同判。由于牵涉当事人利益甚重,理论界及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莫衷一是。部分学者认为,《婚姻法》第19条没有限制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类型,共同所有、各自所有以及部分共有、部分各自所有包含了夫妻双方可以约定的所有财产制契约类型,当然也包含了一方约定将其个人财产约定为对方所有的情形。因此,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立法模式应当是采用了独创式的立法模式。反对的观点则认为,《婚姻法》第19条对夫妻财产制契约类型的规定是封闭式的,只能允许夫妻从这三种财产制契约中择一而行,否则不属于财产制契约的类型。这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夫妻在婚姻关系中选择约定财产制的情形相对较少,大多都直接沿用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指引作用和立法目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这就迫切需要法律对夫妻可供选择的财产制契约类型加以规定,以指导夫妻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夫妻财产关系。同时,以限定财产契约类型作为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立法模式,也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
  
  四、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契约立法模式的理解
  
  笔者认为,《婚姻法》第19条关于夫妻财产制契约类型的规定应当属于独创式的立法模式,即《婚姻法》并没有对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类型加以明确、具体的规定,共同所有、各自所有以及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这三种情形已经包含了夫妻双方可能选择的所有财产制契约类型。
  
  首先,笔者认为意思自治是私法的灵魂,契约自由更是民法的核心精神之一。契约自由是指当事人得依其意思之合致,缔结契约而取得权利,负担义务,其基本内容包括:缔结自由、方式自由、相对人自由以及内容自由。《婚姻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契约自由原则也应当适用于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相关规定。因此,婚姻法不应当对夫妻财产制的类型加以限制性规定,否则便有限制私法自治之嫌。契约自由原则体现了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个人权利本位在立法原则上的体现。《婚姻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虽然因为夫妻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而受到国家较多的强制性干涉,但亦不能否认其作为私法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精神。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支持下,不能对夫妻之间的行为进行过多的干涉,随意破坏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从契约自由之原则与婚姻之特殊性观之,排斥性的夫妻财产制契约(即独创式的夫妻财产制契约)较确定性(即选择式的夫妻财产制契约)的为优。盖法律对其所约定的内容采取放任的态度,只要其内容不违反一般契约禁止规定,均为法律所许可,此符合私法自治的契约自由之原则。当事人籍此契约自由之原则,灵活地约定合于个别婚姻特殊性的内容”。另一方面,《婚姻法》第19条既然已经明确了夫妻双方可以以契约的方式对夫妻财产关系进行选择安排以排斥法定财产制的适用,那又为何需要对可供选择的夫妻财产制类型加以限定呢?如果法律对夫妻可供选择的财产制契约类型加以明确,当事人只能从确定的类型中择一而行,这与法定财产制又有何区别,与其说是约定财产制,还不如称其为法定财产制的几种类型罢了。
  
  其次,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夫妻财产制契约立法模式来看,在采用选择式夫妻财产制契约的国家中,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几种夫妻财产制契约类型供夫妻双方选择。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59条规定夫妻可以以契约形式对夫妻财产制作出约定,并在第210条以及215条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了约定财产制的类型。当事人只能在约定的财产制类型中选择其一作为在夫妻之间适用的财产制契约。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此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当事人仅能在共同财产制(第1031条)、所得共同制(第1041条)以及分别所有制(第1044条)这三种约定财产制类型中进行选择。而我国《婚姻法》第19条第一款仅仅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以及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并未对可供选择的财产制契约的类型及其内容进行明确,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我国《婚姻法》第19条所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契约亦未采用选择式的立法模式。
  
  综上所述,我国《婚姻法》第19条对夫妻财产制契约类型的规定应当采取的是独创式的立法模式,即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夫妻双方可以就其财产关系自由约定,选择适合自己的财产制契约内容。
  
  顺庆法院  仲丽
编辑:王芳